新时代中国渔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为进一步提高中国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水平，文章总结了2017年以及过去5年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成效与经验，分析研判当前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问题，提出了今后做好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具体思路，强调要牢固树立质量安全是质量兴渔、绿色兴渔、品牌强渔的底线意识，积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促进渔业健康持续发展。

 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新形势下，中国水产品出口贸易迎来发展机遇，也面临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强势挑战。本研究通过农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官方评议系统网站，采集2004—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水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通报，结合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中国海关信息网公布的沿线国家和地区水产品生产贸易状况进行统计分析，进一步探讨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水产领域技术性贸易措施合作的方向和路径。结果发现：1）东南亚、西亚北非地区是发布和实施水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的热点区域，其次是中东欧地区。东南亚和中东欧地区多采用SPS措施，而西亚北非地区以TBT类型措施为主。2）沿线国家与地区自身的水产品生产与贸易发展不均衡，总体呈现“两端热、中间冷”的特点。东南亚、西亚北非和中东欧地区也是与中国水产品贸易较多的区域。综上可见，“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加强中国与沿线国家水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领域合作对促进中国水产品贸易发展有积极意义。可通过制定水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合作规划、深化标准互联互通、建立交流合作途径等方式，加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水产领域技术性贸易措施合作，共同提升水产品国际竞争力。

海洋滤食性双壳贝类通过摄食产毒微藻，在体内积累藻毒素并经代谢转化形成化学结构多样的贝类毒素，潜在威胁消费者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为了解中国贝类海产品沾染脂溶性贝毒的情况，于2016年春季在中国沿海10个城市采集31种养殖贝类（68份样品），并采用LC-MS/MS方法对10种脂溶性贝毒进行同步检测。结果显示，中国沿海养殖贝类遭受多种脂溶性贝毒污染，其中包括环亚胺毒素（gymnodimine-A, GYM-A）、虾夷扇贝毒素（yessotoxin, YTX）、蛤毒素（pectenotoxin-2, PTX-2）和螺环内酯毒素（spirolide-1, SPX-1），毒素含量分别为0.85~211.47、4.51~54.64、0.55~6.16和0.19~2.35 μg/kg，毒素检出率依次为26.5%、10.3%、13.2%和14.7%。毒素的总体分布趋势显示，GYM-A和SPX-1毒素在中国南部海域的污染程度相对较重，且分布范围已扩散至东海和黄海；YTX毒素则主要分布于渤海、北黄海海域；PTX-2广泛分布于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四大海域。该调查结果表明，中国贝类海产品食用安全的风险不容忽视。

全氟羧酸（perfluorocarboxylic acids, PFCAs）为具有生物富集性、多脏器毒性和潜在致癌性的一类全氟烷基物质，其在环境和生物介质中广泛存在。研究表明，PFCAs的前体物质为生物体内PFCAs污染的间接来源，因此PFCAs的前体物质在近年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文章以PFCAs及其前体物质的环境分布、毒性和生物转化等方面为视角总结研究进展。水环境是PFCAs及其前体物质存在的重要媒介，膳食摄入是人体暴露于PFCAs污染的最主要途径；PFCAs及其前体物质具有广泛的生物学毒性，如肝脏毒性、生殖毒性、发育毒性和遗传毒性等，且部分前体物质的毒性大于其本身毒性；PFCAs前体物质的生物转化研究主要聚焦于氟调聚醇类物质（fluorotelomer alcohol，FTOHs），已清晰的虹鳟体内生物转化研究结论为8:2 FTOH的主要代谢产物为全氧辛酸（PFOA），并伴有其他PFCAs的形成。已有的研究结果为生物体内尤其是水生生物体内PFCAs的源解析、污染特征及生物转化机制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喹诺酮类药物作为广谱高效抗菌药物在水产品领域中广泛应用，但其对水产动物的药物残留危害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为过敏反应及对细菌耐药性的影响。文章主要介绍了常见的喹诺酮类药物残留限量及水产品中喹诺酮类药物残留的检测方法，其中HPLC方法具有较好的分离度、灵敏度及准确度；HPLC-MS/MS方法分析线性范围较广、特异性强及能准确地对微量兽药多种残留组分同时分析；毛细管电泳法具有进样量小、分离度高及分析成本低的特点。本文旨在为开展喹诺酮类药物残留检测研究及为水产品中多种喹诺酮类药残的检测标准方法制定提供参考。

为了探究许氏平鲉(Sebastes schlegelii)交配模式和父本对子代的贡献率，利用本课题组开发的13对许氏平鲉高多态性微卫星标记，基于扩增片段大小、退火温度、引物浓度等条件进行优化组合，成功构建了3个三重和2个两重PCR反应体系。同时设计10雌与10雄许氏平鮋亲鱼自由交尾实验，有4尾雌鱼顺利产仔，运用CERVUS 3.0 软件对4个母本、4个家系(每个家系取94个个体)及10个候选父本进行亲权鉴定。结果表明：在双亲基因型已知的情况下，当利用5组多重PCR反应体系鉴定4个家系时，累积排除率均达到0.999 999以上，亲子鉴定准确率均达到100%，可有效鉴定许氏平鲉4个家系的亲权关系；能鉴定到父本数为3~6个，4个家系中父本数依次为6、5、4和3个，雄性亲鱼Ma2和Ma7参与到4个母本交配受精中，Ma3、Ma4、Ma5和Ma10则参与到2个母本交配受精，因此，说明 “一雌多雄”和“一雄多雌”的交配模式均存在。在所有子代中，父本对子代的贡献差异很大，贡献率最高的为Ma7、Ma2和Ma6，其总和达到67.82%。其中Ma1和Ma9未发现子代，说明未参与交配或交配受精不成功，其贡献率为0。本研究可为许氏平鲉人工繁育和良种选育提供科学理论依据。

为了解黄芪多糖对中华鳖（Trionyx sinensis）生长、免疫及抗病力的影响，实验以600只初始体重为（35.46±0.54）g的健康中华鳖为研究对象，随机分成5组，每组3个重复，基础饲料中分别添加0.00、0.25%、0.50%、0.75%及1.00%的黄芪多糖，进行40 d的养殖实验，研究黄芪多糖对中华鳖生长、免疫力的影响。养殖实验结束后，自实验组的每个重复中随机抽取30只中华鳖，注射0.1 mL浓度为2.0×107 CFU/mL嗜水气单胞菌进行攻毒实验。结果显示，饲料中未添加黄芪多糖组的增重率（WGR）、特定生长率（SGR）、成活率（SR）均显著低于黄芪多糖添加组（P<0.05），表明黄芪多糖可以显著提高中华鳖生长速度及成活率；实验组中华鳖碱性磷酸酶（AKP）、酸性磷酸酶（ACP）、溶菌酶（LSZ）、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活力均高于对照组，其中添加量为0.75%时，中华鳖AKP、ACP、LSZ、SOD和GSH-PX活力最高，与对照组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但过量添加（1.00%）则会降低其活性表明中华鳖血清免疫酶活性在一定范围内随黄芪多糖添加量的增加而增强。攻毒实验表明，添加黄芪多糖组的中华鳖抵抗嗜水气单胞菌的能力显著强于对照组（P<0.05），0.25%添加组与其他实验组存在显著差异（P<0.05），而其他实验组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上述结果说明，黄芪多糖适合作为免疫增强剂应用于中华鳖的养殖中，建议饲料中添加量为0.75%。

目前，细菌性疾病是中华鳖养殖中的常见疾病。实验采用常规方法从呈白底板症状的中华鳖（Pelodiscus sinensis）肝脏、脾脏、肾脏、胃积液等中分离纯化病原菌，经形态观察、生理生化鉴定和16S rRNA序列分析确定其种属，通过回归感染实验判断分离菌株致病性，并以纸片扩散法测定其药物敏感性。结果显示：自病鳖中分离可得到一种优势菌落，其表面湿润光滑、微隆起、半透明，呈灰黄色；基于VITEK 2的64个生化反应的分析提示，分离菌理化特性与迟缓爱德华氏菌(Edwardsiella tarda)基本一致；16S rRNA序列分析显示，其与迟缓爱德华氏菌同源性达98%以上。腹腔注射回归感染实验引起稚鳖死亡，且细菌分离能再次得到相同分离株，表明分离到的迟缓爱德华氏菌具有致病性。药敏试验表明该菌对庆大霉素、阿米卡星、新霉素、头孢哌酮、氨曲南等5种抗生素较为敏感。本研究可为中华鳖病害的正确诊断和科学防治提供参考。

以2014—2016年农业部公布的兽药监督抽检结果为基础数据，按抽检类别、抽检环节、抽检产品类别等方面分别对近3年兽药抽检数量、合格率进行梳理统计。结果表明：抽检数量上，兽药抽检总数略有减少但趋于稳定，监测抽检数量变化最小，2016年同比减少2.67%，较2014年增加0.73%；历年生产、经营、使用环节的年度抽检总数在-4.56%～4.65%之间变化；化学类抽检数量逐年持续减少，2016年同比减少4.52%，较2014年减少19.44%；抗生素类逐年增加，同比增加5.67%，较2014年增加17.50%。合格率上，年平均合格率逐年上升，2015和2016年分别较上年提高0.67和0.49个百分点；定向抽检3年平均合格率最高，达96.10%，其次是监测抽检96.06%，跟踪抽检95.92%，鉴别抽检95.65%；各抽检环节合格率，生产环节>经营环节>使用环节，其中大部分中兽药类抽检结果低于总体合格率，但也呈逐年稳步提升的态势。出现不合格产品除与生产者主观故意、客观无意、经营者专业水平不足、使用者缺乏规范用药意识等有关外，与中兽药类违规添加西药成分、缺乏检验标准以及抽检过程未严格落实“双随机”等亦有关。针对上述问题，文章提出规范生产、规范抽样程序、加大中兽药研发力度、扩大正确使用渔药相关宣传的倡议和建议，以期为提升兽药行业整体水平提供参考。